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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罪证被及时的公开了。//

    军队中的高级将领遭到清洗许多俄国人都早就已经知道了，但还有许多列宁生前的亲密战友遭到血腥镇压对于俄国人来说却是一个秘密！

    比如在列宁所信任的布哈林遭到审判的时候，同布哈林一块被押上被告席的，还有一位资格很老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克列斯廷斯基。

    在苏维埃政权初期那最艰苦的年月里，他作为中央书记，帮助列宁解决了许多国家大事。列宁在世时候，克列斯廷斯基任财政人民委员·但在国外，他首先是以一个颇有才干的外交家出名的。

    他曾作为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在德国住了十年，后来回国担任外交部的副人民委员，成了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助手。

    克列斯廷斯基虽然被布尔什维克赞誉为“最杰出、最坚强和久经考验的老一代革命家”，但从气质上看·仍不失为典型的，心地善良的知识分子。他身居国家要职，却没变成一个自负的官僚。对待下级，哪怕是最普通的职员，他都非常诚恳，坦率，和蔼，好象对方同样是克里姆林宫中的重要官员。他最喜欢谦虚诚实之人，容不得两面三刀的人和追名逐利者。因此，他对残忍的和爱搞阴谋诡计的斯大林毫无好感。有一次，他对几个好朋友说：“我仇恨那个丑恶的家伙和他那双黄眼睛。”

    当然，这件事发生在说这种话还不会有杀身之祸的那个时期。

    1936年斯大林决心向列宁的战友们“算总账”，克列斯廷斯基自然也就成了牺牲品之一。其实，克列斯廷斯基早在二十五年之前就认识了斯大林，他们还一块在彼得堡从事过地下工作，但这段历史也没能使他免遭毒手，相反还加速了他的死亡。

    大家都很清楚一件事情，斯大林最容不得那些对其历史了解甚多的人。这些人会联系他近年来的罪恶行径，相应地指出他的履历中，那些在过去大概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疑点。

    在臭名昭著的第一二次莫斯科审判的魔爪放过了克列斯廷斯基，他暂时还安然无恙。但是，那些被枪毙的人几乎全是他的知心朋友，这不能不使他猜到自己的前途如何。他暗存的唯一希望是，作为外交部副人民委员，他同欧洲各国许多著名领导人建有私交，而对这些领导人，连斯大林也得敬畏三分。显然，他指望斯大林会因此而打消“清洗”他的念头同时也希望这场血腥的镇压浪潮会更快低落下去一.

    然而，1937年3月27日，他的这些希望全部破灭了。这一天，他被免去外交部副人民委员的职务调任俄罗斯联邦司法部副人民委员。这一贬职意味着什么，谁都不难猜到。

    被斯大林镇压的人，大多数是在不变换职务的情况下被投入内务部监狱的。但有时为了不使某个人的被捕太惹人注意，斯大林也会暂时给这个人换一个低一点的职务，即所谓“过渡”一下。例如，内务部头子亚戈达就是先从内务部调到邮电部，然后才被推上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席的。又如十月革命中最著名的功臣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937年被斯大林从西班牙召回国，先调任一个闲职，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紧接着就失踪了。现在，又一个将被处死的人克列斯廷斯基，又成了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的副人民委员。

    克列斯廷斯基担任新职后，并没马上被捕。斯大林有意让他在这种“不死不活的状态中”过了两个多月。显然斯大林的主意是让克列斯廷斯基在极度的惊恐中一天一天地，一小时一小时地去等待被捕，从而导致精神崩溃失去对刑讯逼供的反抗力。确实，被斯大林关进“捕鼠器”中的克列斯廷斯基，尝尽了临死前那种无休无止地拼命挣扎的滋味

    再说，克列斯廷斯基还得为妻子和独生女儿的命运担心。他女儿名叫娜塔莎，已满十五岁，因此，斯大林于1935年4月7日颁布的有关对未成年犯可以判处死刑的法律，对她是有效的。

    我从这个姑娘才五岁起就认识她了，所以，父母对她的宠爱是大家都知道的。娜塔莎在很多方面酷似父亲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外貌和高度近视，而且还继承了父亲那活跃的思想和惊人的记忆。

    既然在前两次审判闹剧中已有那么多党的高级干部争相抵毁自己，他也就用不着担心自己的假口供会破坏布尔什维克党的威望了。

    他过去无比珍视的一切，早被斯大林及其帮凶扔进污泥浊水之中，遭到了肆意践踏，早就浸透了他的亲密战友的鲜血。克列斯廷斯基不敢奢望保住妻子的生命但他知道，如果他同意付出斯大林的要求的代价，救下女儿还是有把握的。

    克列斯廷斯基当过司法干部，所以，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斯大林的刑讯逼供和审判意味着什么。早在被捕之前，他就告诫自己：反抗是没有用的既然落入了内务部之于，就应该马上同那里的头头妥协。的确，六月还没过去，他就已经在第一份“交待”上签了字。

    但是，到了法庭上，他却干出了一件令全世界都感到意外的事情。当然，对于这场审判闹剧的导演来讲，这件事并不算意外。

    在开庭的第一天，当审判长问克列斯廷斯基是否认罪时后者断然否认道：

    “我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从未参加过‘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指控我的罪名都是强加的，我一个也没犯过。我尤其不承认自己犯过勾结敌人谍报机关的罪行。”

    在先后共三次莫斯科审判期间，被告人胆敢当庭申明自己无罪，而且想推翻被指控的全部罪名，这是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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